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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组的对外合作中心与围场县城子镇签署捐助协议，从清理收缴党费中支持10万元，用于3个定点帮扶村党支部活动场所改建。

进一步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做到公正执法。通报提出，各地要进一步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做到严格执法。

进一步加强执法程序管理，做到规范执法。处罚金额89.35亿元，同比增加62%。进一步优化执法行为，做到文明执法，以更加积极的工作态度、更加高效的工作方法，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强的人员和能力保障。查处重大案件15289件，同比增加253%。通报指出，为加强全国环境执法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执法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2017年5月~10月，原环境保护部组织开展了2017年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

同时，大练兵有力推动了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公开和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等基础性工作。通过大练兵，各地环境执法力度持续加大，全国2017年1~10月共查处环境违法案件142907件，比2016年同期增加92%根据国家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部署和河北省地方的相关法规政策要求，河北省的钢铁企业需要按期完成提标改造任务并通过环保部门的达标验收后，方可领取排污许可证。

许可证核发部门应及时将最新发证企业清单提供给环境监察执法部门，并负责检查已发证企业的执行报告是否基本规范、信息公开是否基本落实。为了有效评估已发许可证的质量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10.受纳污水处理厂信息是否填写正确。许可证核发部门、环境监测管理部门协助环境监察执法部门开展现场检查。

02对未严格落实环保提标改造任务，环保达标验收标准低，污染物治理设施缺失，提标改造验收监测因子不全、在线监控设施未安装、排污口不规范或未联网等企业，由各市环保局依据环保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有关规定，作出责令其限期、限产整改行政决定，整改限期不超3个月，限产按正常产能的50%计算。04对较好完成提标改造任务，环境管理较为规范的企业，纳入正常环保管理。

网上申领许可证就是填一些表，传一些资料，很容易蒙混过关？不存在的，查出问题之后不仅会撤销你的许可证，还可能视情节严重的程度对你进行处罚。2017年下半年，河北省向全省179家钢铁企业共核发了排污许可证。其中，钢铁行业的证后检查成为重头戏，共有6家企业被撤销许可证，12家企业移交实施行政处罚，113家企业实施限产限期整改。2018年4月1日至5月31日，江苏省也正在对2017年纳入许可证核发范围的15个重点行业开展排污许可证专项执法检查

中央环保督察开展以来，用问责的利剑督促地方党委政府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是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从两批问责情况看，也印证了李干杰部长所说的。我们在后续的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一定会坚持下去。这点从以下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因此，第二批问责人数其实是增加了，而且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层级更高了。

显然，从一系列数字变化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央环保督察的问责力度正逐批加大。而在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中被问责的厅级干部中，受到党纪处分40人，没有人受到组织处理。

问责人数呈上升趋势从问责人数情况看，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7省（市）共问责1048人，其中省部级干部3人（甘肃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厅级干部159人（正厅级干部56人），处级干部464人（正处级干部246人）。细算之后，可以看出，不论在哪个层级，每个省份的平均问责人数实际都是呈上升趋势的。而相比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8省（区）共问责1140人，其中厅级干部130人（正厅级干部24人），处级干部504人（正处级干部248人）。因祁连山问题，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厅长蒲志强等多名厅级干部被行政撤职。单纯从数字上看，第二批的问责总人数比第一批少了，但事实上，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只覆盖了7个省份，比第一批要少一个省份。值得关注的是，被问责的正厅级干部人数大幅增加，从第一批的24人增加到第二批的56人。

第二批则增加到777人，平均每个省份达到111人。把层级较高的省部级、厅级单独列出来看的话，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被问责的省部级、厅级干部中，党纪处分70人，组织处理20人（次）。

一般按情节轻重实施一种或多种问责方式。其中不乏时任广东省汕头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茂辉，甘肃省张掖市委书记毛生武，时任陕西省韩城市委书记杨炳拓，时任湖北省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欧阳万坤等一把手。

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情况近日公布，一大批党员领导干部因各类问题被问责，起到了巨大的震慑效果。在省部级层面，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因为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甘肃省有3名省部级领导被问责，并且受到中央的通报。

在厅一级，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在覆盖省份减少的情况下，问责人数反而比第一批多了29 人。可以预见，随着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化、常态化，监督只会越来越严格，问责只会越来越严厉。在党纪政务处分方面，第一批有762人，平均每个省份约95人。在处一级，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中，平均每个省份被问责66名处级干部，而在第一批，这个数字是63名。

而在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中，并没有省部级干部被问责。例如，因湖北省洪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养殖问题，时任洪湖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冯锦刚被免职。

在相关问责过程中，各地也更加注重追究领导责任、管理责任和监督责任，尤其突出了领导责任。组织处理方面，第二批有49人（次），是第一批18人（次）的两倍多。

因石马河东莞段水质恶化严重问题，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吴道闻（时任东莞市副市长）受到行政警告处分，东莞市税务局原局长张国平等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些人中，有的被停职检查，有的被调整职务，有的被责令辞职、降职免职。

问责力度正逐批加大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曾指出：严肃严厉的追责问责是中央环保督察的成功经验之一，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完全符合体制特点，也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本身规律。总体来看，在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被问责人员中，有20人情节较轻，只被通报，但是在第二批被问责人员中，官方公布的问责情况中，程度最轻的也是受到诫勉第二批则增加到777人，平均每个省份达到111人。在党纪政务处分方面，第一批有762人，平均每个省份约95人。

在厅一级，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在覆盖省份减少的情况下，问责人数反而比第一批多了29 人。而在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中被问责的厅级干部中，受到党纪处分40人，没有人受到组织处理。

在省部级层面，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因为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甘肃省有3名省部级领导被问责，并且受到中央的通报。细算之后，可以看出，不论在哪个层级，每个省份的平均问责人数实际都是呈上升趋势的。

其中不乏时任广东省汕头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茂辉，甘肃省张掖市委书记毛生武，时任陕西省韩城市委书记杨炳拓，时任湖北省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欧阳万坤等一把手。例如，因湖北省洪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养殖问题，时任洪湖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冯锦刚被免职。